据北京法院网报道，陈某与王某于2010年相识、相恋，2015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陈小某。双方婚后初期感情尚可，后于2018年开始产生矛盾，并于2018年7月开始分居至今。自2018年11月后，陈小某随王某居住生活。陈某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，后撤回起诉；后于2020年又起诉离婚，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离婚请求。

2020年10月，陈某再次向房山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，孩子归陈某抚养，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。而王某则认为，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，不符合离婚法定条件，因此不同意离婚；其次，婚后王某照顾孩子、料理家务，陈某除了上班，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。同时，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资为陈某母亲名下房屋进行装修，且陈某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王某造成精神损失，故要求分割财产，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6万元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本案中，陈某多次起诉离婚，且双方现分居已满二年，虽王某不同意离婚，但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，故对于陈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，法院予以支持。对于王某要求的补偿款，因王某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，适用民法典更有利于保护王某合法的权益，故现王某要求陈某给予补偿，理由正当；对于补偿的数额，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、双方所述的生活情况等予以酌定，对于王某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陈某与王某离婚；孩子陈小某由王某抚养，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，享有探望权；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；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。目前，该案还在上诉期内。

案例解读

民法典为“家务劳动”补偿提供依据

本案中，王某提出的家务补偿获得了法院支持，那所谓“家务补偿”在司法上有无明确定义呢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八条“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”之规定，可以理解家务劳动主要包含抚育子女、照料老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，“简单来讲就是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照看小孩、赡养老人等。”

家务劳动是一个“动态的概念”，“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和亲友来访都会导致劳动程度的增加。而且不限于体力劳动，也包含脑力劳动和一定程度的情感和爱心付出。”前述判决生效的背景，与民法典中做出的修改正式实施有关。2020年5月28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。该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，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民法通则、收养法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、民法总则同时废止。

“此前《婚姻法》第四十条把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权，限定在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书面协议基础上。而囿于传统观念，很少有人愿意在婚姻中书面协议财产各归各。”而对比《婚姻法》和《民法典》，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从立法层面删除了“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”的前置条件。“也就是说，一方只要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就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。”

律师说法

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很有必要

“女性不论是否具有全职劳动工作，都可以记住：离婚时，除非有夫妻财产分别所有书面协议，否则任何一方都有权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”“二战以后，以法律方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成为全球法治主流。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独立人格，认可家务劳动有相当于劳动报酬的请求权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八条昭示着我国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，尊重着现实的社会家庭形态。”

“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非常有必要。”我国大部分家庭的家务仍由妻子承担，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超负荷劳动，“家庭不应当是男性免费使用女性劳动力的场所，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，不仅诠释着社会性别意识形态，反过来也在推动、强化着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。”

有网友质疑，本案中五年的婚姻关系，离婚时的劳务补偿仅5万，平均一年1万元，有金额过低之嫌。有网友甚至评论称“在北京，找个保姆一年都不止5万”。对于此金额是否过低，万淼焱的看法是，法院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5万元家务劳动补偿款，是建立在“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”且“小孩每月抚养费也由男方多承担一部分”的基础上。对于补偿的金额，法院综合考虑结婚时间的长短，以及生活情况予以酌定。

总体上，这次判决具有积极的司法和社会影响。“本次离婚劳务补偿判决生效，对此后的司法审判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，特别是以后判例对于离婚后补偿的标准。同时随着案例的增加，也会建立更加完善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。”

东莞常平律师、东莞大朗律师、东莞桥头律师